我的藏地青春、我的扎西德勒

本周第三十四讲《我的藏地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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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好:
西藏是我国西南的一片神秘国土,牦牛和白雪,松柏枝烧起的香烟和玛尼堆上猎猎飞舞的风马旗,龙吟虎啸的大昭寺号角声,戴着藏戏面具唱着格萨尔王的人们,这种种藏族文化元素,成了我们今生必须前往的一场豪华梦想。
但西藏实在是过于辽阔,它的历史和文化也过于丰满,它的山川也过于苍茫,这个面积占去中国八分之一国土的地方,这个和我们汉文化同根同源的悠久文明,是很难用一两次旅行和朝圣去了解的。尽管现在进西藏方便了很多,不少人通过自驾完成了人生一定要去西藏看一眼的宏愿,但是啊,那也只是惊鸿一瞥。
我在西藏工作长达三十年,鹏飞兄弟约我在西窗记讲讲我在西藏的故事,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加之我一直在要害部门工作,怕无意中泄密,因此本想拒绝,但感动于他的恳切,也为了酬谢他对我的情谊,于是同意了。
我在藏工作长达三十年,要讲故事当然得几天几夜。今天我就用几个片段,帮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西藏的真实风土人情,通过我的声音和文字,帮助大家来一次微信上的西藏之旅,下面我就开始了!
被“赶出”湖北
闫生权,1961年生,浠水阎河人。1978年赴西藏工作。曾历任行署秘书科科长,行署副秘书长兼受援办主任、地委常务副秘书长兼地直工委书记、专员助理兼经贸委主任、兼交通局党委书记等职。2009年从日喀则行署退休。比较关注经济理论和文化事业,曾主持一些经济课题研究,参与过《中国旅游大辞典》、《商业文化学》和《林芝区域文化丛书》等书籍的编写,兼任过日喀则文联筹委会主席,主持编辑《珠穆朗玛》和《绿雪》文学期刊(现改名《后藏文化》)。
鹏飞在一段介绍我的文字说我是援藏干部,其实在西藏我不算援藏干部,而是在藏干部。援藏干部特指组织派到西藏的干部,藏二代都不算。但从本质讲,其他地区到西藏的干部都是为了支援西藏建设,所以称援藏也不错。
我因为小时候由奶奶定夺过继了伯父,所以户口随1959年援藏的伯父家落在了西藏,在理论上算藏二代。
高中毕业后,我到老家浠水参加浠水河治河。本来我是在工地拉架子车的,但有一天无意中遇见了我曾经的语文老师张向阳。张当时在县指挥部搞宣传,也知道我语文成绩较好,就抽我去指挥部帮他。因为在指挥部上班,就认识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潘知。
潘书记是黄麻起义领导人潘汝忠的儿子,其父牺牲后由董必武养大,是正宗的红二代。他工作作风务实,经常去指挥部了解情况或到工地巡查,我也就经常借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但是潘书记不愿意为我这个干部子弟“开后门”,总是以我的户口不在浠水为由推辞。
可潘书记终究受不了我的纠缠,就借去武汉开会之机,将我带到了武汉,并自掏腰包,帮我买了武汉到西安的火车票。所以我不是主动援藏的,是被“赶”到西藏去的。
到西安后正逢中央清理“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姚连蔚、孙健、吴桂贤等倒台,新班子前三位是王任重、李尔重和姜一。这三人都有湖北背景且都与我伯父相识。
我天天去省委找他们。领导自然是见不着,但我找到了姜一书记的夫人、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迟尚君。迟安排我在西安玩了十天左右,期间还陪我看过木偶剧《三调芭蕉扇》和未翻译的日本电影《望乡》,然后买机票将我送到了兰州。
在兰州我遇见了一位王姓(名字忘了)干部,他当时在日喀则农科所工作。王买票将我送到了柳园。在柳园,我找到了从日喀则到此拉货的阿旺多杰和阿琼两位师傅,他俩将我带到了目的地。
我进藏时不满十八岁。从10月16日离开浠水,到11月16日到达日喀则,历时整整一月。虽然一路艰辛,但一路都有贵人相助,所以精神和情绪都很好。在路上,我写了四句打油诗:
珠峰岁岁融冰雪,大漠年年换绿装。
改造乾坤谁有胆?扬子江畔好儿郎。
这四句话还是有些激情的,反映出我当时算得上是位热血青年。三十年后,此词被用在清华大学赴藏调研活动的一部纪录片的片头上,当然也是我接受采访时说给他们听的。
日喀则曾经最年轻的干部
我到西藏后,大伯将我安排到全地区海拔最高的岗巴(即孔繁森第一次援藏地)县上班,他的理由是作为领导干部子弟更应率先垂范,主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而年轻气盛的我当然不买账,我的想法是有机会去学习。
当年正好有西藏解放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招干,我以日喀则考场(另在成都、西安、郑州、拉萨等地设有考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干部,但也没有能去学习,因为地区物资局严重缺干,局长吴永述直接拉我去上了班,而招录的其他人都捞到了为期半年的岗前培训机会。
其实上班后事情并不多,于是我经常写一些“豆腐干”(很短的小文章)到处邮寄,但“命中率”很差。
大学毕业后,我所在的单位地区计委为了彰显他们爱惜人才的诚意,给我报了一个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的任职建议。到了地委讨论时,有领导提出我“是日喀则有名的才子,放在经协办不合适”,于是我被任命为行署办公室秘书科副科级秘书。
我是3月14日去行办报到的,5月1日我成了秘书科科长。这要归功于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索朗仁增同志,他本是科长,见我到了秘书科就主动辞职,坚决“让贤”。
7月1日,地委又报请西藏自治区党委要提拔我当行署副秘书长,因查证我不是党员而未批。两年后,我入党并且转正了,也就顺利地当上了行署副秘书长。
又过两年多,我当上了地委常务副秘书长兼地直工委书记。又过两年多,我当上了行署党组成员、专员助理兼地区经贸委主任。我27岁当上秘书科长后,一直都是日喀则历史上上述岗位中最年轻的干部。
处女地的植物和地理奇观
鹏飞要求我讲讲西藏风景,网上有就不重复。我就讲点别人没有讲过的。
次央同志是位漂亮的藏汉混血女孩,年轻时当了团地委书记,到县里当县长后常常来找我帮忙。有次我去了她所在的县,她就拉我去喜马拉雅南边去看看。她是年轻干部,事业心强,不通公路的南坡我们步行进去了(此前没有领导去过)。
珠峰南麓的嘎玛沟海拔由几百米一直上升到几千米,据说此沟能找到地球上70%植物的身影,有天然植物博物馆之称。内行去看当然受教,象刘蕾老师我建议建议一定安排去一趟;外行去,也能看出它的美来——雪线以下是杜鹃花带;杜鹃之下是高山草甸带;草甸下是高山乔木带;乔木下是雪松带;雪松下是混交林带;混交林下是马尾松带。植物垂直分布,层层叠叠,非常壮观。
1998年,为察看一个硼矿区我去了从来没有地区领导到过的隆嘎尔乡。仲巴县国土面积有4.5万平方公里,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大,其所辖的隆嘎尔乡离县驻地有600多公里。隆嘎尔保留了西藏最原始的地理奇观:一是由于山上没有植被,又无人类干扰,古特提斯海的水位线一览无余;二是海水矿化前,海浪在大湖与海叉间塑造出一座座大坝,比人工修的大坝还美。这种地理景观我相信在地球上独一无二。上述两地至今还没有游客去过。
洞朗地区去年因中印对恃而为全国人民所知,其实此地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去过。
1980年,全国都在进行企业整顿。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也被组织任命为工作组组长率队到亚东林场进行企业整顿。
工作组除我外都是藏族同志,而我又不会说藏语,故工作之余十分孤寂。林场里当时倒有四名汉族职工,分别任医生、护士、会计和统计之职。这四人为两男两女,年龄也差不多,在艰苦的条件下,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了。然而四人都有家庭,所以这在当时是严重的违纪行为。我到林场前,四人已被关押,我虽然下令将他们放了出来,但还是不能成为交流对象。
每到周末,我就到山上采木耳、挖手掌参或挖天麻。一天,一位班长告诉我,山上面有黄木耳。于是,我让伙房准备了干粮和水,在周末起早上山。
由于那天山上大雾,我迷路跑到了洞朗附近,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便成了我边防军的“俘虏”。我拿出工作证,总算证明了我不是想偷渡。为防止我再次迷路,一位连长派了一名战士专门送我下山。
木耳虽然没采到,但与边防军接上了线。这以后,我没事就去边防连,有时他们也来找我,如果连里改善生活的话(其实边防连驻地离我所居也就200米左右,因为有树木遮挡,故久未发现)。
若干年后,我分管军地工作,又一次去了亚东,县委和边防六团的领导分别向我汇报了边境工作情况和中印军事布局,让我对洞朗的历史和现状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1982年8月,我回湖北休假。假期未满,又被大伯“赶”回西藏上班。在成都好不容易买到了飞机票(当时买机票要登记排号),却遇到了地区人大来成都拉物资的两位藏族司机;他俩约我坐汽车进藏,而我也是爱历险的人;于是退票坐上了进藏的货车。
进藏途中,我看到了平生最为震撼的美景:邦达草原与西藏其他地方不一样,山坡低缓,象腾格里大沙漠中的沙丘,而这“沙丘”是绿色的。时值八月,绿色的大毯子一望无际,无边无垠。绿毯上的花朵五颜六色,分颜色簇拥在一起,形成各色花团。
尽管这些小花生命是很短暂,但是开得热烈而奔放;尽管无人去欣赏,但不乏热爱生命的自信心。我站在草原上,看天地之悠悠,叹人生之短暂,“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类的诗句一起袭上心来,好像一下子悟到了禅。
回到日喀则后,我写了一篇散文。这篇散文让我在文学圈子里有了点小名气,不久后就混了个“江南才子”的雅号。
没有入会手续的特批“会员”
我所上的大学现在已被西华大学兼并,当时叫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我能上这所学校也是有故事的。我在地区物资局工作期间曾当过半年的采购员,采购期间认识了当时物资部西南局采购员关正伦。交流几次后,关认为我人品不错,水平也可以,就记住了我的名字。
当时高考是先填志愿再考试,我因怕自己水平差填的三个志愿全是西藏民院。谁知成绩出来后我是全区第二、地区第一,但改志愿已经不可能了。
意外的是,关正伦在物资部撤销后去了四川经干院,并当上了教务处处长,并到西藏招生,并从当时我在拉萨唯一认识的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我,并且我那年正好參加了高考。这一连串的巧合让我如愿以偿——学上了经济。
四川经干院是中国和加拿大合作项目。我们当时学到了国内最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使我在毕业后考上了日喀则历史上首位经济师。
我对市场经济的解读也让领导眼界大开,因此也有了主持《日喀则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亚东开放与发展研究》等重大经济课题的机会。
有一年,我为行署专员才旺班典同志写了一个经济工作报告,竟然在《西藏政报》上全文刊发。成为《西藏政报》刊发地区领导讲话的唯一一次。
马李胜同志调任西藏常务副主席后,曾组织人员写了《西藏二元经济的镶嵌性质》一书。我读完此书后也写了一篇文章,大胆的提出一些意见,还发明了两个经济学名词,分别叫前二元经济和后二元经济。
马李胜同志我至今未见过面。后来西藏成立跨学科的西藏青年理论学社,我的笔名被当做人名出现在学社的名单上,成为日喀则地区唯一的社员。据说是马李胜同志加上的。
没有组织任命的文联“主席”
陈杰昌(曾任民政部副部长)、张永发(现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宁世群(曾任新华社陕西分社书记)都是日喀则的文化名人,我有问题常常找他们请教。
陈很有才,古文基础好,反应快。有次别人请我写对联,我对了两天也没有对好,因为我想把人名、籍贯和职业都镶嵌进去,故难度大。我去找陈杰昌,他随口就改好了。张永发写文章特别认真,遇到问题一定要搞得明明白白,跟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爱较真也成了我一生的习惯。宁世群的散文诗自成一体,也因此受到新华社郭超人社长的赏识。
大家经常在一起就讨论起筹建日喀则文联的事来。那时成立社团无需报批,我们也是说干就干,打出了日喀则文联筹委会的旗帜。他们都比我年龄大,不愿当官就让我当主席(本来是张公武当,他临时内调了)。
我们在一起搞了两期《珠穆朗玛》期刊,又改为《绿雪》出版了两期。我去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停了。
西藏和平解放二十周年时,宁世群找我商量搞电视专题片。其中两个是宣传部和文化局搞的,宁自己搞了两个,我搞了一个。我搞的那个专题片名叫《希望在燃烧》,反映的是和平解放后夏尔巴人民的幸福生活。
为做好这部专题片,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对夏尔巴的族源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究,也到实地住了一个月。这使我不仅较好的完成了任务,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夏尔巴人前身是党项族,是西夏国后裔。
同时,我邀约了一名昆虫学家胡胜昌与我同行,学了一些动植物知识。而专题片也成了地区级首创。
宁是《日喀则报》首任主编。在创刊时,遇到了刊头问题。我俩在一起商量:绝不找领导题写。首先是计划从鲁迅、苏东坡等人的遗墨中拼,但“喀”字找不到,于是我们搞了一个同字书法比赛,只写日喀则报四字。比赛结束后,选用了地区交通工业公司职工黄国庆题写的四个字作为刊头。地级报刊头由职工题写大约也是全国唯一。
顺带一个小故事是1992年左右发生在仁布县的一次地震震级是我确认的。当时地震预报手段没有现在先进,仁布地震后,让我当了抗震总指挥。我很害怕,但也没有退却的理由。临行前让科委的同志带了一本书,我们比照书上所列各级地震破坏指标,定为3.5级,这结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两级专业部门的承认。去的时候还带了持冲锋枪武警,到现场才发现社会安定、平稳,只是余震不断。
异族叔侄和非血缘兄弟
总的说藏族是一个非常重情的民族。藏族都是乐天派,说话幽默。有次我和民政厅的罗布处长一起验收一个养老院的生产基地。我因劳累未去现场,叫他回来给我讲一下。罗布回来说:报告首长,菜地里蔬菜很多,有土豆、马铃薯、洋芋、雪古(藏语土豆)等等。其实他说的是只有一种菜。
又有一次,我的驾驶员扎平问我:书记,你是双研究生学历,英语应该很好吧?我答不好,他就说自己什么英语都会,我问他小车英语怎么讲他竟然用极快的语速回答:比马车快!
算起来,我在日喀则工作期间,服务过八位地委书记。八位之中,只有一位是汉族。除这位汉族外,我与七位藏族领导关系都很好。
由于领导带头,日喀则地区的民族团结工作一直走在全区的前列。回顾三十多年的西藏工作经历,最令人怀念的还是那些藏汉朋友。与我关系最好的领导的桑珠。桑以前是我伯父的部下,伯父内调后,就毛遂自荐的承担起叔叔的职责。
我在地委当常务副秘书长时桑是书记(也是自治区党委常委)。桑除在公共场合称我秘书长外,私下里一直叫我“阿罗”,阿罗的意思就是小孩子。对自己称“阿古”,阿古就是叔叔。
有年藏历年我去他家拜年,带了两瓶长城干红。桑特别生气:一是认为我工资低,没有必要买酒;二是认为我让党内的不良风气“带坏了”。他让通信员将酒送了回来还加了几瓶高档白酒。我结婚后,桑给我送了一台木兰牌摩托,当时价值很高。
桑高兴时常跟我开玩笑。一次自治区政协的一位有活佛身份的副主席去世了,桑打电话让我离婚,找个藏族结婚。桑当时是自治区统战部长,他说,“他这一级的活佛转世我说了算”,意思是我的孩子若有藏族身份就帮他成为活佛。
桑是农奴出身,没有上过几天学。他每次讲话,总是提前把讲话稿要过去看一遍,对自己不认识的字用红铅笔打杠,由秘书用藏文字母注音。桑的做法比某大学校长聪明——在一人面前谦虚总比在万人面前丢人好吧。
现林芝市市长旺堆原是地区编译室翻译,藏汉文水平都高,书法特别好。我为工作方便将他调到了秘书科,他从此大展身手,一路升到了市长。
旺堆同志在私下总是对我以哥哥相称,对外则说我是他老师。我退休后,在女儿结婚和儿子升学时还托人送来重礼。
没有入教的“仁布钦”
现在网络上一提起歌星萧敬腾,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叫他一声雨神,因为有他在的地方,真的是雨不停啊!我在西藏也曾经混到了一个能带来雨水的“仁布钦”的名号。
“仁布”在藏语中意聚宝,“钦”是大的意思,合意为巨大的聚宝盆。内地常译为“仁波切”,实际上不太准确。若与汉语对应,“仁布钦”意译为活菩萨比较好。
日喀则是西藏主要粮产区,西藏75%左右的粮食由日喀则生产。但是1995年、1996年、1997年连续三年日喀则大旱,特别是1995年,到7月23日才第一次降雨,这比常年晚了两个多月。
当时我在分管农牧业。专员桑珠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桑珠说:你作为一名年纪轻轻的干部,不去基层,坐在办公室怎么指挥抗灾?
后排右二是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
7月23日,我带着涉农部门领导沿年河一线巡查。谁知我们的车子开到哪里雨就下到哪里。更为惊奇的是,24日我们去了西部的定结县,晚饭时还是艳阳高照,晚饭快结束时却下去了瓢泼大雨。
高兴之下,县委书记旺堆同志让伙房加菜,开了很多白酒和啤酒,旺堆和人大主任米次等多位同志那天都喝醉了。
1996年和1997年重复了1995年的情形,也是我到定结的当晚晚饭时下起了当地的第一场雨。1997年那次,晚饭开饭时,旺堆同志还跟我开玩笑,说如果当晚下雨就说明我是“正宗的”仁布钦,不意晚饭未结束就下了。
这下子我就成了没有入教的仁布钦。这事在该县班子中记忆深刻。以至前年我碰到在自治区工商联当副主席的旺堆,还追忆起那三年的巧合。
中央党校编外“老师”
我在中央党校有过三次学习经历:前两次为脱产学习,第三次是自修政治学研究生。中央党校的班长叫支部书记,由组织部门指定,而学习委员则是通过摸底测试、视成绩选定(中组部的中国高级公务员经研班也是)。我第一次去就是学习委员,第二次尽管也是摸底考试第一,老师认为我当两次不好,做工作让我让出,安排我当了一个小组长。
中央党校期刊杂志多,有的学员写的文章不错,但有些学员常写一些毫无诗味的“口号”诗发表。为此我借去南方考察之机,写了《珠江行》八首登在《学习时报》上。据说过去党校期刊上也未登过此类诗,一时间一些老教授就到处打听“这人哪来的”。
前排左三是胡锦涛同志
有次曹新教授为我们讲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少讲了一个阶段(此阶段为罗斯托后来补充)。课间休息时我向教授提了出来;教授大惊,复课后立即给予表扬,说西藏干部素质高呀。
曹立、孙晓梅、林艳梅等年轻老师都很关注藏文化,经常找我聊有关话题,叫我阎老师。而王军教授听了我几次神吹后,干脆戏谑我为“阎教授”。
我在党校写过两篇文章,因为观点过激而没有问世,但学校还是以内参形式上报到中央了。由于这些事情,我在党校部分老师那里留有深刻印象。每次老师回访西藏,必会点名见我。
中年蜕变:从领导到打工者
2009年初,我在藏工作满三十年了,由于自己干文秘时间长,身体越来越差,按《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我打了退休报告。退休被批后,地直部门排队为我送行,我去了拉萨。
在拉萨,自治区省级领导公保扎西、桑珠、平措、才旺班典、白钊、索朗仁增等同志都为我安排送行宴会或送上礼品,日喀则籍区直藏族领导全部为我安排了送行宴会。
我离开西藏那天正好是百万农奴解放日。在离别的飞机上,我写了一首《别西藏》:
背负青天足履云,春风送我离边城。
投笔谁负班超志?舞衣我怀老莱心。
西山礼佛酬前愿,东篱采菊慰余生。
俯瞰大地应无恨,英雄竖子俱成尘。
这诗没有三十年前赴西藏那首豪放,但也觉得功德圆满。事实上我没有彻底告别西藏,一年后我又回到了西藏。由于自己有许多债务,加之西藏有人请我帮忙(因为西藏的朋友了解我),退休后我又回西藏打工去了。
我在西藏打工八年,做过会计、当过集团副总、搞个工业项目科研、修改过书稿。
其实我打工也很轻松,住的是套房,也不需要按点上班。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很尊重我,依然把我当领导。打工八年,我还清了所有债务,还丰富了人生体验。
西窗记的朋友都很年轻,我将自己的故事传达给大家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活教材。希望大家得意时自重,失意时自珍。特别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曲折性要有深刻的认识;作为知识分子,不论身处何境,都要不忘初心。
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多谢打赏
西窗记旧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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